记住这个良善的人——司徒先生
北大是中国教育的天花板，他的前身叫燕京大学，是美国4个教会凑了20美金建起来的。20万当然不够，校长又跑回美国筹了2000万美金。并把自己校长的工资大部分捐给了学校。这个人不仅是大学校长，还是美国驻华大使。但他自己没有任何积蓄，晚年回到美国靠一家慈善机构每个月给他600元退休金艰难度日，是地道的贫穷人。这人就是司徒雷登。
最早知道他是因为一篇文章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。后来我买到一本书《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》，让我看到了真正的他。原来中国人看到的是被妖魔化了的他。
司徒的父母都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，1869年来到中国，全家都会说流利的中国杭州话。对中国非常了解。
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司徒成为合众社记者，开始接触中国高层政界人物，如孙中山。1916年在金陵神学院教书。1919年1月，北京燕京大学成立，司徒成为第一任校长。第一件事就是买下了北京海淀区243亩土地。他搭起了中美文化教育的桥梁，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，共同招收研究生，共同出报刊，送去美国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，后来都成为中国栋梁。
经过18年的努力，燕京大学成为中国一流名校，可以和世界名校媲美。期间他积极支持中国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。1941年他因为拒绝和日本人合作被关进集中营。1945年放出来，立即着手复校事宜。主持开学典礼后又立即飞往美国给学校筹款。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，可谓呕心沥血。
1955年8月1日，在司徒离开中国6周年之际，他立下了一份遗嘱：“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，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，与我妻遗体为邻……”，遭拒。
他说自己中国人的成分要多于美国人。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了。他和中国人一道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，中华民国的降生；在历次学生运动中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一边；抗战期间为中国坐牢；他目睹了国民党的倒台，见证了共产党的胜利；他力促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组成联合政府；他是燕京大学的缔造者，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；几代人生在中国生长，妻子埋在这里，他为什么就不能埋在这里呢？
北大至今仍然遵循着司徒校长确定的校训“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”，仍然牢记司徒校长的话：“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、建设、服务人群的精神，以服务社会国家。……我们不要变成世界最有名的学校，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，而是要成为‘现在中国’最有用的学校。
1949年，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往广州，要求各国使馆一同南迁，身为美国大使的他却坚持留在南京，积极与中国共产党代表联络，并希望美国政府承认共产党。他已做好了到北京与毛和周会谈的准备，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，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中国。他因为亲共的立场遭到美国的“禁言令”，与此同时又遭遇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文章的嘲笑。两头受气的他却并没有怀恨在心，他一直到死都关注着这个被自己称为故乡的地方——中国。
好在现在大家终于可以从各种渠道了解司徒的真相了，和这个名字相联系的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反动派，不再是伪装和欺骗，取而代之的是高尚，是奉献，是牺牲，是感动。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了《司徒雷登传》。
1962年司徒在华盛顿去世，终年86岁。他生前的遗嘱至今未能实现。但他坚决要求安葬在中国。现安葬于他父母当年传教的杭州市余杭区半山安贤园，也是他出生地附近。杭州北郊的这片区域是传教士集中安葬的地方。那条街叫基督路。去杭州的家人可前去探访。
2020年我再次前往司徒先生的墓地探望。非常狭小的一块地方，他就立在草丛中，四周是杂乱的小区。我眼睛湿了，轻轻对他说，司徒先生，我们都记着你，爱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们都知道你其实在哪里。我们有共同的家，有更美的家乡，愿你安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