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教會渴求聖靈復興和更新的心志，從來沒有止息過。六十年代吳恩溥和江端儀為靈恩問題展開漫長的筆戰，只是渴望教會得著好處的一個現象︰鼓勵信徒和教牧要追求聖靈充滿的靈恩派(以江端儀為代表)，是盼望人先要復興，然後帶動整個教會復興；當時非靈恩派的教牧人士參加他們的聚會之後，有很多“心里火熱，追求聖潔和奮力傳福音”的見證。反對他們的人(以吳恩溥在公開場合維持最久)，亦是害怕教會會因偏激的言行而受害，引起**，弟兄與弟兄，教會與教會為仇；他們當然不是反對聖靈的能力，反對教會得著復興的人。可惜這場筆戰發展成為罵戰，以江端儀因癌逝世而“有疾而終”。回想第二波在香港留下的痕跡，除了傷疤之外，似乎沒有積極的一面，盛極一時的靈恩聚會復歸清靜，而反對靈恩的對聖靈的認識仍是與以前一樣貧乏，包括教義上和經歷上。
進入八十年代，香港教會面對許多風雨的驚嚇；緊張的環境造就了不少新的領導人才，各自為教會把脈，亦各自提出應對之策，于是一時間種種機構、運動、節目和口號不斷涌現1，每一個都強烈地暗示“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上”，人人都誠實地相信自己擁有解困扶危的良方；有些還一年推出一個2，不是一年可以完成一個運動，只是每年都有一個新意念。
推展運動者是對教會有負擔的人，這個我們絕不懷疑；但對受眾的教會及會友來說，在本身受到環境及前景不明的壓力下，再要承受不住的責任(金錢、時間、才能的投入)，實在有疲于奔命的感覺。一九八九年底筆者以“動作多多，心情蒼老”來總括香港教會及信徒的情況；蔡元雲在介紹第三波的訪問上，則以“香港教會有一段頗長的日子不斷在設計節目、活動，但同時卻又感受到教會靈命枯干，缺乏能力”3來形容。
這是第三波被引介入香港的背景和動機。
讓我們分開兩個層面來敘述第三波在香港的情況。
A.第三波被引介入香港的經過；B．第三波引起的爭論。
【A.第三波被引介入香港的經過】
這個過程其實很簡單。
第三波的公開聚會是一九九O年三月底在香港召開的“敬拜、權能、更新”大會。講者是葡萄園運動其中兩個領袖，韋約翰(JohnWhite)和溫約翰(JohnWimber)。
但蔡元雲有感“香港教會對溫約翰(韋約翰)仍不甚認識，加上對‘第三波’甚為敏感”4，因此在一九九O年一月和二月舉辦了兩次全港教牧研討會。
由第三波領導人來港主領聚會的，其實只有一次，之前是教牧同工“分享對聖靈更新的經歷與顧慮”，之後，也有個別教會邀請有關人士來主領特別聚會，但規模較小，向內部人士，及影響有限。
值得深入一點研究的，倒是引介此運動進入香港的人在報紙(主要是《時代論壇》)上解釋的動機。這些動機值得深入研究。因為它們不是個別的，孤立的，而是很具代表性的，是每一個“感到身心靈疲倦乏力，以及受到移民潮的沖激”的信徒5，“渴求透過安靜、默想去更新侍奉”的教牧同工都有的冀望。
讓我們以問題方式來分析第三波被引介入香港的前因後果。主要的根據是一九九O年三月二十五日《時代論壇》的主題文章6。
第一，引介者是誰？
主要是蔡元雲，落實執行葡萄園運動的原則于本地教會團體者，是中國神學研究院“基福”主任劉達芳；負責該期采訪者是論壇編委蔡滋忠，曾在神召聖經學院任教。
祭元雲承認開始的時候他對聖靈工作陌生又帶有恐懼，直到他讀了巴刻的《與聖靈同步》7，“我才克服對聖靈的恐懼及對五旬節運動的神經敏感”。加上蔡與韋約翰多年為友，亦有助于消除他多年在心理及理性上的障礙。
劉達芳曾在福樂宣教學院修過溫約翰的課程(MC510)，指出“福樂神學院宣教系同學與校友經常給予學校壓力，投訴學校所授予的裝備不完全……促使福樂神學院面對現實去承認這方面的缺乏，于是邀請溫約翰教授一科，‘神跡奇事和教會增長’”8。劉自己在低下階層人士當中工作，亦發現單憑傳統的講道不是頂有果效，他們需要可見的神跡(如醫病趕鬼)加以印證。
代表論壇作采訪的蔡滋忠是作了足夠的準備工夫來發問，想他是因閱讀過葡萄園運動具代表性的書，才就葡萄園運動的框框來問問題。他的問題雖是站在同情者的角度來問，卻見中肯，充分表達教會對第三波的疑慮；被訪者能否釋疑是另一問題。
第二、推介者是怎樣介紹靈恩運動的？
首先，像加州的葡萄園運動一樣，他們極力指出第三波不是靈恩派，只是注重聖靈的權能，故稱第三波，以示與第一、二波不一樣。韋約翰在一篇專訪中說出他們為什麼這樣小心劃分。一方面因著靈恩派過去曾對教會造成傷害，引致教會內部不和，故教會對“靈恩”有恐懼；另一方面，他說“我自己也不以‘靈恩派’自居，因為這稱號往往給人一種缺乏智慧及未有深入神學反省者的印象。”9故香港的推介者亦力指出他們引入的第三波不是靈恩運動。
雖然要到第三章的評論，我們才能詳列凡第三波人士做的和說的，全是在以前的靈恩運動出現過，特別是第二波內，因此嚴格地說，“第三波”一詞若有真實的意義，它只是指出時間上的不同，第一波是在本世紀初，第二波是在六十年代，而第三波則是八十年代；卻沒有實質、方法和神學上的差異。當然，第三波與第二波沒有分別，並不是教會要避之如蛇蠍的合法理由，昔日的懼怕與逃避很可能是出于我們的無知，而無知是不需要重復的。說到造成教會不和與**，雖然葡萄園運動在美國教會亦曾造成不和與紛爭，這卻不是我們要逃避的藉口，教會的教制與教權是造成教會**更巨大的力量，我們沒有逃避，甚至拒絕反省和改進。
韋約翰列出第三波不是靈恩派的理由，認為昔日的靈恩派是缺乏智慧和沒有神學反省，恐怕最能代表此運動對昔日靈恩派努力做過的事，和出版過的書籍，是相當無知又自大的。昔日由靈恩派學者寫的書，不少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，有些還有極深的神學反省，有英文、德文、波蘭文、法文等等。讓我單就較易找到的來略舉一二︰其中如歷史的10，從醫學及精神學來分析方言現象的11，研究有點靈恩運動之人物的12，和神學的13。
相反地，在我做這本書的研究時，是盡了最大的努力搜集第三波的作品，從香港的基督教書局，神學院圖書館，個人收藏，到美國的書局和神學院，收集到的書、期刊專文、油印本和錄音帶一大堆(參本書之“後記”)；我不得不殘忍地總結，最具學術性的書和文章都是由反對此運動的人寫的，至今未遇上一本是由第三波的人寫的，是具有學術圈子可以接受的水平，可作研究對象的，可以翻查其出處來釜證真偽的書，就更不要說具神學反省及創意的了，包括韋約翰及韋拿的書在內。更殘忍的評語是︰有些第三波人士出版的書是對不起供給紙漿的樹木，它們不少是只從個人的一些經歷，硬湊上一些經文，然後任意發揮，這對任何研究者都是一件苦惱的事。
第三波人士常彼此推介自己的同工，說他是怎樣柔和謙卑，包括港人介紹的溫約翰和韋約翰；我看他們第一件要學習的，就是認識前人走過的路，和不要太快否定現教會曾作過的努力，不管他們是不是接納葡萄園運動的路向，這樣一來，此運動獨特的識見(是肯定有的)才能造福教會。
第三，港人對靈恩運動的歷史，及它與第三波的關系又是怎樣？
當被問及二十世紀是不是聖靈的世紀，特別是在世紀末的現在，聖靈是否正彰顯更大的權能，劉達芳答︰“注重聖靈權能的教會增長速度是驚人的，從一九OO年到一九八五年，信徒由六干萬增至二億四千萬，每十年的增長率平均為百分之一百五十七”14；而論到第三波與前二波的分別，劉說“‘第一波’乃是源于被**出來的教會……‘第二波’即是指在教會內自發地組成的一些敬拜小組，當時主要是出現在一些大宗派教會內，如循道宗、長老宗、信義宗及聖公會等；而‘第三波’是出現于普遍的‘福音派’教會。”“從神學立場來說，第一波以聖靈的浸為基督徒第二個經歷，而其表記是方言。他們著重‘恩賜’，因此會開神醫大會等，第二波認為以靈浸是第二個經歷，但其表現並不一定是方言……第三波認為聖靈充滿是基督徒該重復有的經歷，而恩賜並不等于屬靈。”15
劉在回答中能舉出數字及年份，顯見是先知道問題，做過預備的功夫才回答，但她的回答是我不能在可信賴的專書上找到佐證的。
首先，論到“注重聖靈權能的教會的增長”，其速度驚人是公認之事實。她所言之“注重聖靈權能的教會”，在一九OO年代當是指五旬宗(Pentecostal)；美國神召會第一個可稽考的數據是在一九一四年(只知他們有教會三百間，會友人數要到一九二五年才有統計，為五萬零三百八十六人)16。但五旬宗運動是怎樣發生的呢？學者雖無一致的意見，部分原因是這運動在開始時，多是靜靜地生發，再加上他們拒絕任何組織和統計，因此無記錄。但有兩點是達致共識的，首先這運動是先由北美的黑人教會開始的；再者，有記錄可考的五旬宗復興，首宗是一九O六年由道威(JohnA．Dowie)領導的錫安運動(參第一章)，他離世那一年(即一九O七年)的會友記錄是二萬五千人17，劉達芳說一九OO年的信徒有六千萬，不知何所本。廣為第三波人士引用的，也是現今記載基督教派最具權威的《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》(牛津出版社，一九八二年)記載一九OO年到一九八O年靈恩派人數，是由零到一億人18。
再者，論到第三波與前二波的分別，劉與其他第三波人士是同犯了過度簡化的毛病。劉說第一波是源自被**出來的獨立教會，“被**出來”不能成為三次靈恩運動的分別標準，因為每一個復興運動皆是從原有的教會興起，人數增長到一個程度，與母會不能達成管理的協議或神學問題，便自動地或被逼地走出來，自立門戶，這個模式見于第一波、衛斯理的復興、第二波和第三波之內，葡萄園基督徒團契原屬加州約柏連達(YorbaLinda)一貴格會內的查經團契(一九七六年十月)，到一九七七年一月，人數增至一百二十五人而因某些原因被要求離去，這是葡萄園運動公認的起源，亦即是“被**出來”的。
再者，蔡元雲論及香港信徒因近年節目活動頻繁，“直到近年才仿佛有一股清新的空氣吹進來。首先有人自發在基層社會中作福音工作，而這些基層群體一向不為教會所接觸，他們在廟街、監獄、露宿者、吸毒者中工作”，這番說話對昔日投身“低下階層”作工的人極不公平，也實在太個人化一點了。中國以至香港教會一直有接觸“基層社會中作福音工作”，只不過以前他們既不是叫“基福”，他們又沒有得到基督教傳媒的報導，沒有曝光，只是默默地辛勞，我們又怎能抹殺他們的勞苦呢？
我們姑且不提年代久遠，發生在昔日中國大陸的，如席勝魔為鴉片癮君子開的戒煙館，無數的孤兒院等事跡，就以香港一地來略舉數例。昔日基督徒接觸低下階層來作福音工作的範圍和性質，若不是勝于也絕不遜于現代人所作的。被《南華早報》譽為“香港的德蘭修女”潘靈卓(JackiePullinger)，早在六十年代末便投身九龍城寨(比廟街差多了)，向毒販、癮君子、**等工作，三十年來受幫助和脫離苦海的人數以千計19。
向低薪工人服務的，我們都知道有成立于一九六八年的“基督教工業委員會”；以服務和傳福音並進的有七十年代初成立的“工業福音團契”，首任全職干事是筆者同窗陳天祥。
除了群體和機構的工作外，個人投身低下階層工作的，更是大有其人。六十年代末的九龍城寨烏煙瘴氣，人盡皆知；筆者一團友是個樣貌娟好的少女，社工畢業，請纓在城寨工作，專門照顧未婚媽媽及少女吸毒的工作，團契莫不為她擔心不已。此外，也不必說建道神學院學生行之有年的監獄布道等工作，我們怎能說“這些基層群體一向不為教會所接觸”？上述各人和事都是在葡萄園運動興起前便有了，甚至是在小小如香港這個地方上。
第三波人士一向吹噓他們的社會關懷，如照顧窮人，“去年復活節，我們把全部奉獻交給橙縣的救緩使團(OrangeCountryRescueMission)，為窮人買食物和衣服，並給予輔導”20，蔡元雲的說話無疑是反映著同一的模式。持平地說︰葡萄園運動能關心圈外的事，甚至如蔡元雲在訪問結束前說的︰“倘若有更多基督徒議員得著更新，然後帶著‘新生命’回到工作崗位，可能令政界出現震撼”21，這等遠象都是好的，但千萬不能說以前都沒有人做，現在關心聖靈的權能，便“有一股清新的空氣吹進來”。事實上就是加州的葡萄園基督徒團契，他們的慈惠事業在範圍及類別上，均此香港教會做得少和狹窄(譬如教育與醫療均是未涉及的)，若是提及果效，我們可以葡萄園運動的日子尚淺來按下不表。
第四，葡萄園運動與當地現存教會該有什麼關系？
蔡元雲與香港眾教會是相當熟悉的，他深知香港教牧界對引進第三波是有憂慮的，因此有一九九O年一月二月的全港教牧研討會。教牧憂慮的問題，除了是傳統上對靈恩的懷疑外，實際的自然是自己的會友給搶去了；在回應論壇編委“可否略為介紹是次聚會(指三月的‘敬拜、權能、更新’大會)的目標及其主要講員”時，劉達芳緊接蔡元雲而補充“……至于此次溫氏來港是否要設立葡萄園支部的問題，各牧者大可放心，因他以往所到多處國家，如南非、紐西蘭、加拿大、愛爾蘭等地方，目的皆是訓練當地牧者做好他們的牧會工作，就是引導他們如何支取能力來源。”這是一種文過飾非的回答，既不符葡萄園運動過去的工作記錄，亦與他們發表的擴張計劃有沖突。
葡萄園運動領導者在過去足跡遍及五湖四海，他們的目的是“引導他們如何支取能力來源”，當無疑問，但背後要擴張的意欲卻是非常明顯的，全在乎時機是否成熟，客觀條件能否配合。本來傳播並擴展自己所信的，是完全合法又合理的；相對來說，害怕自己的羊兒給奪去這個心理雖是可理解的，卻是不大合理的。平日牧養良好，你要趕他們走恐怕也不容易；平日疏于照顧，危急時候才來擔心，就算能應付一時,日後他們也會自動消失的。
為什麼說葡萄園同工去別處主領聚會，擴展和設立支部是他們的動機之一？讓我們舉一事例，及他們公布的擴展預測來說明。
一力九八五年五月，加拿大卑斯省的LowerMainland最主要的靈恩派教會“柏那俾基督徒團契”召請溫約翰主領“神跡奇事研討會”，有二千三百人報名參加，其中包括許多當地的宗派、教會、及傳道人，非常成功；翌年，他們再邀請葡萄園同工去召開第二次研討會，主題為“教導我們禱告”，有二千人參加。參與者第一次要付一百五十元加幣，第二次付九十五元加幣，亦是形勢大好。第二次研討會剛完畢，他們立刻就設立好幾個葡萄園支部，招攬參加研討會的學員加入。有些堂會向母會申請脫離關系，加入葡萄園的大家庭，造成當地教會及教牧人士的**，也留下許多苦毒的情緒。新成立的葡萄園支部，其中一個在新三角州，即是韋約翰任牧者的教會(與KenBlue同工)，它亦成了葡萄園運動在加拿大的總部22。
溫約翰一直否認他要建立一個新宗派，但一九八六年，“葡萄園教會協會”(AssociationofVineyardChurches)成立了，有自己的官方刊物(《葡萄園通訊》)，龐大的預算和派出自己的宣教士到第三世界(他們第一個海外宣教的目標)。一九八七年，單在北美便建立了超過二百個教會，並且宣告“本協會計劃在未來十年間建立一萬個葡萄園”23。
讓我再重復，葡萄園要擴張是絕對合法的，他們也沒有必要要得本地教會的準許；本地教會若感受威脅，除了急切反省自己的牧養是否有可改善之處外，消極的反抗是無濟于事的，我們到底還活在宗教自由的地方和時代。但引介者便叫牧者放心，保證韋拿和溫約翰不是來設立支部是非常不智的，萬一當時的聚會是一致叫好，香港再度邀請他們來開第二次大會，我們不難重復LowerMainland的悲劇，悲劇不在他們開了一個支部在香港，只是**了本地教會，和在教牧同工中撒下苦毒的情緒，這時引介者的公信力便受到嚴重的損害，這不是他們應該得的回報。
盡管三月的“敬拜、權能、更新”大會是獲得相當大程度的成功，但反對的聲音亦在每一個角落響起來，想來推介者可能已把這情況轉告韋、溫二人，以至五月十三日韋約翰接受《時代論壇》的專訪時，表示“很明白這種對‘靈恩’的恐懼”24。這種“明白”說不定免去香港教會一個試煉呢。